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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廿二史札记》看东汉、唐、明三朝宦官之祸的不同打开方式

2019-08-29 点击:1959

  凡稍通国史者,必会对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宦官之祸有所耳闻,十常侍、东厂、魏忠贤等等,都是中国历史上反派的代名词。然而,若真探讨起宦官祸国殃民的具体方式,大多数人除了“把持朝政”、“陷害忠良”这些大而化之的词汇也很难说出别的。

  事实上,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之祸,公认以东汉、唐代、明代三朝为最。不过,虽然结果同样是害国害民,这三朝宦官各自的崛起之路和特征却不尽相同。清人赵翼的《廿二史札记》对东汉、唐代、明代的宦官现象有分别的论述,甚为精辟,从赵瓯北之文出发,可以一窥这三朝宦官之祸的异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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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赵翼:《廿二史札记》)

  东汉:操纵内外中枢,与外戚交替专权

  若论汉代之宦官,当将两汉结合起来考察。宦官在西汉被重用,要追溯到汉武帝时期。武帝真正掌权后,一改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,而推行有为的国策,其中一项举措,就是起用东方朔等亲信侍从,将决策之权从丞相领衔的朝堂逐渐转移至皇帝身边的核心班子。这样,也就逐渐形成了朝中之朝——内朝,而丞相下属的外朝也慢慢沦为单一的政策执行机构。然而,内外朝总要有沟通连接的人员,这个职责最后就落到了给事皇帝左右、多由阉人充任的中常侍身上。身兼中枢要职,掌权在所难免,西汉中后期,就出了石显这样害死名臣萧望之等人的权宦。但总体而言,西汉的宦官并未造成太大的祸患。

  然而到了东汉,局势有所改变。光武立国后,中常侍成为正式的、有品秩的官衔,且一律由阉人担任(宦官也正是从东汉开始专由阉人担任)。东汉的皇族简直像受了诅咒,从光武、明、章三帝之后,皇帝往往不得长寿,颇多幼弱之主。这样的后果有二,其一是皇帝的娘家、也就是外戚势大擅权,与朝廷的士大夫集团势同水火,甚至威胁皇帝本人;其二是士大夫、外戚、皇权等集团相互摩擦对抗,极易发生政变。也是这两点,共同促使宦官成为东汉政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

王命将权臣骗入宫禁,从而轻松诱杀手握千军万马的跋扈外戚,诛杀梁冀、同日封侯的单超等“五侯”就是代表。

  士大夫、外戚、宦官三集团对抗的巅峰、也是终点,就是桓、灵时期的两次党锢之祸。桓帝末年,清流士大夫通过月旦人物、联合京内太学生势力,兴起了不可忽视的物议之浪,矛头直指宦官,李膺等人甚至开始诛杀宦官的党羽。随后,在宦官的推波助澜下,桓帝果断出手,剥夺了李膺等清流领袖的政治权力终身,称为“党锢”。桓帝死而灵帝上台后不久,陈蕃代表的士人集团和窦武代表的外戚集团联手,倚仗舆论而使皇帝废党禁,之后又谋划诛杀宦官。不料事情败露,宦官抢先出手,一夜就扭转局势,重行党禁、大开杀戒,陈蕃、窦武等名流相继遇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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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党锢之祸)

  直到黄巾之乱,朝廷为了延揽士人力量对抗黄巾军,才废除党禁。然而那时的朝中仍是十常侍的天下,妄图诛杀他们的外戚何进的结局,读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都知道。最后解决宦官的,还是袁绍的兵变和军阀董卓的进京,然而和宦官一起被埋葬的,还有东汉王朝本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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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十常侍)

  综合来看,东汉的宦官在政治上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,在与士大夫集团和外戚集团的交手中几乎出手必中,而前二者要对付宦官集团则难度倍增。不过,作为内朝这一皇权集中现象的伴生物,汉代的宦官还不能真正威胁皇权,也有司隶校尉这样专治自己的克星,因而只能靠充当皇帝的打手而揽权。因此,相比于政治上的危害,宦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对国家危害更重。一个宦官的崛起,意味着一个家族、一个集团的崛起。他们在地方上鱼肉乡里,豪奢无度,让百姓怨声载道;他们让政坛乌烟瘴气,把持吏治,让士大夫咬牙切齿。这既挖空了民众这一统治的根基,也让士大夫这样统治集团的组成者同皇权的离心力大大增强,最终造成了东汉的覆灭。

  唐代:手握兵权、左右皇位

  若说东汉的宦官是害民大于害君,那么唐代的宦官则恰好相反,受他们威胁最大的,正是皇帝。当然,这并不是说宦官想自己当皇帝,而是指唐代的宦官权力大到可以左右皇位,甚至掌握皇帝的性命,“立君、弑君、废君,有同儿戏”。

  唐前期宦官的杀手锏,还是同皇帝的亲密关系,他们往往以只言片语就能改变皇帝对一个朝臣的印象,故而大臣甚至皇子们都忙着巴结宦官。例如肃宗即位前,就敬称高力士为“叔叔”,努力巴结他。不过,当时的宦官多有节制,很少肆无忌惮地干预行政,即便受宠如高力士,也有贤宦的名声。

  安史之乱后,从对唐肃宗有拥立劝进之功的李辅国开始,情况急转直下。他垄断了大臣面见皇上的渠道,权势最嚣张时,若无李辅国首肯,大臣都无法面圣。此外,从李辅国及其同时期的鱼朝恩开始,宦官得以暂时掌握军队,这种军队不是那种仪仗性质的禁军,而是有充分战斗力的首都防卫力量及野战军。不过,肃、代时期的宦官,若过于嚣张,皇帝还有能力动手清除,李辅国、鱼朝恩便是被代宗铲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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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李辅国)

  事情的恶化发生在泾原之变后,唐德宗被兵变的士兵逐出长安,威严扫地,他看清了河北节度使的野心已难以遏制,也看清了宰相和之前执掌禁军的武将在关键时刻的不中用。于是他改变了鱼朝恩后内官不典兵的传统,将统兵宿将悉数罢免,置护军中尉、中护军等职掌管神策军、神威军,让宦官充任这样的官职。从此,禁军完全落入宦官之手。雪上加霜的是,代宗设立了枢密使之职,负责接收朝臣和地方奏表、同时宣布王命,而枢密使本就全部由宦官担任。

  禁军与枢密,成为了支撑宦官集团权力的两根屹立不倒的廷柱,也正是靠此二者,才有了“自穆宗以来八世,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”。其间也有宪宗这样意欲整肃宦官却反被宦官杀死的皇帝,而李训、郑注等大臣奉文宗之命杀仇士良,却反遭屠戮、横尸阙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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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甘露之变,仇士良等残杀大臣)

  简而言之,唐代宦官最大的祸患,在于掌握禁军,反噬皇权。他们依靠禁军和枢密两招,不仅在与朝臣的南衙北司之争中屡占上风,甚至肆意威胁皇帝的人身安全。另外,唐代宦官的另一大害就是中宫出使和监军。出宫的宦官,于国家军政,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,他们的目标往往只有受贿一个。包藏祸心的地方实权派,用金银财宝贿赂宦官,就能让中央放松对自己的节制,如安禄山;而刚正不阿的领兵大将,往往会因宦官的几句诬陷而丢掉兵权甚至性命,如高仙芝;战场之上,宦官也往往干涉宿将的用兵,致使损兵折将,这也是裴度平淮蔡前力奏免去监军的原因。

  明代:敛财以害民、结党以乱政

  明朝的宦官之祸不一定胜过东汉和唐代,但知名度恐怕稳居第一,毕竟各大文学、影视作品中,东厂太监的上镜率实在是太高了。

祖训,七下西洋的郑和是三保太监,而军镇卫所掌兵的洪武旧将和内外大臣也都需要人监视,于是东厂应运而生,宦官专权也由此而始。不过尽管东厂名气很大,但明代宦官的工作可远不止做特务,代行朱批、京城防务、边关镇守、市舶织造、矿产开发,军、政、工商几乎无所不包。因此,宦官们的富贵程度,往往骇人听闻。件:欺上瞒下、掌握司礼监、党同伐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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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魏忠贤)

  明代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走向顶点的时期,宦官虽然能掌握一部分京城防卫,但再也难以直接威胁皇帝性命。即便是魏忠贤,在崇祯命人宣读他的十大罪后,他也只敢拼命求生,而不敢做弑君这样的釜底抽薪之计。因此,明代的宦官若要专权,必须要像王振哄英宗、魏忠贤哄天启这样,把皇帝骗得服服帖帖,心甘情愿把权柄交给你才行。只要欺上成功,瞒下就顺理成章了。

  宦官代皇帝理政光靠宠信自然不够,还要有制度基础,这个制度就是票拟。明代万事决于皇帝,但皇帝一人肯定忙不过来,只好由内阁大学士先将拟定之批复“用小票墨书”,附于奏本进呈皇帝,最后由皇帝批红定夺。然而,明朝皇帝多懒政,甚至有几十年不上朝的奇葩,他们自然是愿意甩手掌柜当到底,于是批红之权就落到了司礼监。而掌握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,便成了稳压内阁一头的最后决策者,他们想要专权,真是易如反掌。即便是张居正这样的猛人,也要靠冯保的帮助才能推行政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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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司礼监)

  东汉是引领中国古代王朝风气之先的朝代,清流士大夫与宦官势不两立,唐代的名臣如李德裕等,也都敢于同宦官斗争,然而在明朝,大臣同阉宦结党却是司空见惯。张居正同冯保结盟,还可以说是为了实现政治抱负,但大多数臣僚依附宦官,都是为了金钱与权位。魏忠贤那空前绝后的阉党名单中,阉人只占一小部分,为九千岁出谋划策的“五虎”崔呈秀等多是正儿八经的进士,许显纯等“五彪”也都或靠武进士、或靠门荫等正途获得官位。太监和大臣那种生理厌恶带来的鸿沟在明代几乎消失,他们纯靠利益结成党派,对异己大张挞伐、大开杀戒,明朝的政坛,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党同伐异之中烂到根子里去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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